近代来华西人文化视阈中的衍圣公形象新探
万方
自近代以来，大量西方人渡海远行，沿东部海岸线北上来到山东沿海地带，由此进入山东腹地。19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来华西人真正有机会亲历孔子故里曲阜，近距离瞻仰圣人遗迹，拜访孔子后裔衍圣公，故而留下了数量较多的记录。然而，囿于语言、资料搜集困难等原因，目前学界对西方视角下的孔子后裔及孔氏家族的相关史料解读和研究还十分薄弱，目前尚未发现有此方面的研究论文。因此，本文基于美国耶鲁大学馆藏的文献史料，对近代来华西人的相关英文记录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探究他们到访曲阜的目的、申请拜访衍圣公的途径和见面过程以及衍圣公和孔府方面的接待礼仪，从而尽可能清晰地呈现来华西人对衍圣公的形象建构过程，进而洞察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汇的规律。
一、近代来华西人与孔氏家族首领“衍圣公”的相遇
目前所见，早期对于“衍圣公”传递信息最多的莫过于耶稣会教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20-1793）。钱德明从未到过曲阜，但却在曲阜之外的北京见到了衍圣公。他说自己很荣幸在一次衍圣公拜见朝廷时受到其召见，这位衍圣公的名字叫孔昭焕，是圣人第七十一代嫡裔，来自于可追溯的最古老的家族。“衍圣公是位和蔼谦虚的人，知识渊博却并不自负”。此后来华西人都没有机会面见衍圣公，只能从阅读中文文献中了解到孔子及其直系后裔在中国历史上所享有的世袭荣誉或是与特权相关的内容。早期《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向读者这样介绍道：“孔子去世后获得了各种殊荣。其后代世居于山东省，家族首领享有贵族地位，几乎是帝国唯一的世袭贵族。家族首领被称为‘圣公’，享有与王侯同等待遇，连皇帝都会以招待外国大使般的尊重和仪式召见他。”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认为，孔氏后裔就如大祭司一般，唯一的特权就是在孔庙里献祭。因此，孔子的直系后裔从皇帝那里获得一些世袭的殊荣。然而，这些描写并非来自他们的直接体验和感受。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更多来华西人真正有机会到访曲阜、拜见衍圣公。因其身份不同，他们到访目的和契机也不尽相同。这些人大多对孔子耳熟能详，对圣人故里充满向往，慕名而来。来华西人中的主要群体之一——传教士将曲阜设为其宣教之旅中的途径点或是目的地。此外，还有外交官、旅行家、医生等群体，他们来此地大多以观光、游览、寻找圣人圣迹为主要目的。这些来华西人有的在中国生活数年，甚至就长期居住在山东省内，离曲阜距离较近；有的则专程从自己的母国到中国短期旅行，曲阜是其中一站。他们一般在此停留两至四日，就会踏上下一段旅程。这其中大多数人仅有一次到访曲阜的记录，但也有个别人不乏有多次到访记录。
能见到活生生的圣人直系后裔衍圣公并一睹其风采，肯定是近代来华西人来到曲阜后梦寐以求之事，这也是他们寻找圣人圣迹最直接的体现。一般来说，他们拜见衍圣公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
一是西方人以个人名义向孔府方面提交名帖或是引荐信，请求拜见衍圣公。1869年，英国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和英国驻芝罘领事马安(John Markham，？-1871)到达曲阜后，先入住当地旅店，然后向孔家代表递交名帖，表达了想要拜见衍圣公的愿望，等待孔府方面回话。令二人欣喜的是，衍圣公很快做出了回应，同意他们一行人前来拜访。1873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一行携带一封由某位在北京的孔姓后人的亲笔推荐信，并随信附上了其著作一本（《中国经典》第一卷）求见衍圣公。孔府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复。类似情况的还有1873年到访的韦廉臣夫人伊莎贝拉 (Isabella Williamson，？)，1893年到访的美国人良约翰（John Hood Laughlin，1854-1918）、1925年到访的德国病理学教授路德维希·阿绍夫（Ludwig Aschoff, 1866-1942）等。
二是由官方介入、带有官方色彩的拜见过程。这种方式一般是西方人经由地方官府，通过其引荐或是向孔府方面下达通知、命令，全程由孔府方面负责接洽安排。奥地利裔美国外交官、旅行家海司（Ernst von Hesse Wartegg，1851-1918）求见衍圣公的过程便透露了这个流程的更多细节信息。1898年，他到达曲阜城外，想在进城之前参观孔林，于是他派遣随行护卫去拜访衍圣公的管事，请求孔府方面允诺此事。因巡抚的命令先一步到达曲阜，所以孔府方面已派人在孔林恭候客人。参观完孔林、到达曲阜城门时，曲阜城的主要官员在此迎接，海司立刻向对方提出意欲参观曲阜城最闻名的两处建筑即孔庙和孔府，并寻求机会拜见衍圣公。英国派驻在山东威海卫的行政长官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分别于1903年和1907年两次到访曲阜，均由地方官前来接洽、安顿。第一次由时任衍圣公的叔辈人物（K’ung Hsiang-Li）专程从山东省会济南来到曲阜，负责安排曲阜各项接待事宜。第二次随行的还有同为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加内特（W. J. Garnett，？），并携带了山东巡抚亲手写给衍圣公的介绍信。1907年，身为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的乐民乐（Walter James Clennell，1867-？）带领一家人来鲁国故地探访。根据记录，曲阜地方官事先收到了济南洋务局有关此行的通知，负责接洽并友善地帮忙安排第二天拜访衍圣公。1909年，英国女画家艾米丽·开普（Emily Georgiana Kemp，？）的行程则是由山东巡抚提前向当地府衙下达信息，因而抵达曲阜时，落脚处都已安排妥当，甚至配备好了翻译、 厨子、杂役和卫兵和巡警。
从以上人员的陈述和记录中，大致可以归纳出近代来华西人到达曲阜后拜见衍圣公的一般流程：先递交名帖或是引荐信，或者由上级的官府、洋务部门通知曲阜当地他们此行信息，然后，曲阜方面一般会派出当地官府代表或是孔家代表进行回复、接待。如若衍圣公有意愿接见到访者，地方官或孔府管家会专门通知具体接见时间并予以安排等。根据现有资料推测，这些递交的名帖有可能是到访西人为了便于衍圣公了解他们的基本信息而自制的名片；比较有分量的引荐信来自北京或省府济南，一般由高级官员或是与孔府有渊源往来的重要人士所开具。针对接待重要西方访客，在省府任职的孔姓人员还会专程从省会济南回到故乡曲阜安排到访之人的具体接待事宜。不可否认，这些名帖、引荐信和官府通知在西方人拜见衍圣公这件事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西方人能够获得衍圣公接见的影响因素
来华西人求见衍圣公的记录中，成功者众，未果者亦不少。对于意欲拜访衍圣公的来华西人来说，能否成功获取拜见机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到访者的身份和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衍圣公的接见意愿。从目前资料来看，因到访之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孔府方面做出的反应亦不同。因此，并非每个西方人都有此殊荣。1869年，英国驻芝罘领事马安是近代最早一批被当时身为孔子第75代嫡裔的衍圣公接见的西方人，当时随行的是韦廉臣。但在此之前，1865年，韦廉臣在第一次中国境内大规模旅行时曾途径曲阜并短暂停留，但这次行程并未得到面见其本人的机会。他真正有幸拜见衍圣公是1869年作为马安的随行人员再访曲阜之时。骆任廷作为威海卫行政长官地位较高，且在中国生活时间较长，是一位有名的中国通。山东巡抚为其曲阜之行专门致信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说“骆氏对于孔子学说、教诲非常精通，欧洲人能有此学识实属罕见”，因此两次到访均获得孔令贻的热情招待。因外交官身份得到衍圣公接见的还有乐民乐等。
外交官身份的到访者获得拜见机会的几率明显高于传教士、作家、游历家等其他身份的西方人，这说明衍圣公在见与不见这个问题上也在关注求见者的身份和地位，或者说，在他看来，西方驻华外交官的身份高于其他西方人的身份。阿什比·福特（Ashby Ford，？）也曾说过，“衍圣公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只会见到访的、有一定身份的外国人”。有些来华西人自知自己身份地位不高，并未强烈提出求见衍圣公的要求，即便遭到孔府方面的拒绝，也坦然接受。1893年，孔府方面只派出衍圣公的代表接待良约翰。对于这样的安排，良约翰说：“衍圣公高高在上，中国人对其尊崇程度仅次于皇帝本人。他是没有时间接见这些到访的普通人。”
其二，孔府方面和衍圣公的具体情况对西方人是否可以拜见衍圣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访西人如适逢孔府有大事发生，或者因衍圣公年龄较小、需要求学等因素，其求见请求一般会遭到婉拒。1886年，时任芝罘学校校长的阿姆斯特朗（Alexander Armstrong，？）已提前备好礼物，满怀希望地想要求见时，却得知五日前孔府有人过世，故而谢绝见客。阿姆斯特朗对此事表示理解，在他看来，这在中国很正常，“根据中国礼仪，家有丧事，不便见客”。同年，曾在美国内战中任联邦军少将的魏礼森（James Harrison Wilson，1837-1925）向衍圣公递交名帖，在等待回复之时，衙门官员给魏礼森提前说明了情况，告知现任衍圣公只有14岁，正在求学期，因此有可能拒绝他的请求。正如他所预见的一样，年轻的衍圣公婉拒了魏礼森的求见。虽然婉拒了他们的请求，对于那些未能得到机会拜见衍圣公的西方到访者，孔府方面并没有怠慢，大多会派出代表接待，带领其前去参观孔庙或孔林。代表的身份一般为地方官、孔府管家或是衍圣公某位亲戚。
孔府方面给出的不便说辞并不能让每位西方人欣然接受。1898年，海司求见的请求未得到其预期的答复。在他看来，地方官以各种理由搪塞他，说衍圣公身体状况不佳，不能会客；参观孔庙则需要来自北京的特许令才能参观。海司说，他无论怎样请求都没有奏效。当他表示要给北京方面致信且就在原地等待回复时，对方态度立马有所松动。最后，在其强烈要求下，得到了参观孔庙的机会。在孔庙门口，海司的随行人员远远地指认出人群中间那位就是衍圣公。他听后非常气愤，认为地方官欺骗了他，立即拂袖而去。
从另一个角度看，衍圣公之所以乐意接待西方宾客是因为他将其视为墨守成规生活的一种调剂。从“七十五代嫡裔衍圣公孔祥珂起居日记”和“七十六代嫡裔衍圣公孔令贻起居日记”来看，孔府主人虽饮食精美、衣着华丽，但生活非常无聊、寂寞。除进席开宴外，就是“终日无事”、“听清音”、“叩头”、“拈香”之类。因此，收到西方人请求拜见的帖子，可以帮他打发这种无聊的日子，给生活注入新鲜的元素，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有些西方人提出申请之后便很快得到孔府回复的原因。
其三，孔府对来访之人的熟悉程度也会影响衍圣公接见的意愿。因有了1869年作为马安随同的那次见面，韦廉臣俨然成了衍圣公较为熟悉的西方朋友，此后又分别在1873年和1882年携其夫人到访曲阜，均受到衍圣公的接见。根据衍圣公的评判标准，韦廉臣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因其多次到访，前后时间跨度将近30年之久，与孔府的交情非同一般，是记录中唯一一位结交两代衍圣公的西方人。
此外，有一部分身份地位兼具的来华西人拜见衍圣公未果，纯粹是阴差阳错。1873年，著名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艾约瑟一行没能成功拜见衍圣公，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理雅各等理解错了意思，以为是官员让其在住处等待，但那位官员实际上是在孔庙等待，结果错过了约定时间，最终没有见到衍圣公。理雅各认为，对方可能觉得他不守时、非常无礼，所以才拒绝见他们。另一种解释是，据艾约瑟所说，“递交完名帖后事情出现了变故，衍圣公临时改变了主意，或许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亟待他处理。”故而衍圣公只派出了某位家族成员，引领其参观孔庙和孔林。此次未成功的会面被英国外交家、汉学家庄延龄（E. H. Parker，1849-1926）评价为“命运的捉弄”，他认为，理雅各作为欧洲孔子学说最著名的翻译者、西方最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不远万里前来，却不想吃了闭门羹，看来衍圣公本人对于这位西方学者对弘扬其祖先盛名所做出的贡献一无所知。这种阴差阳错说明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存在着某种“误读”。
三、近代来华西人对衍圣公的形象建构
近代来华西人的曲阜记录中共涉及三代衍圣公，分别是孔祥珂（1848－1876，孔子第75代嫡孙，1863年袭衍圣公）、孔令贻（1872-1919，孔子第76代嫡孙，1877年袭衍圣公）、孔德成（1920-2008，孔子第77代嫡孙，1920年袭衍圣公）。这些近距离拜见衍圣公的来华西人对衍圣公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再到审视的视角变化，其形象建构则从扁平化为主到立体化为主。
（一）衍圣公孔祥珂时期（1863-1876）：仰视、朝圣的心态
衍圣公孔祥珂时期来华西人对衍圣公的记录以韦廉臣和马安为主。因前期来华西人并未有太多接触衍圣公的经历，1869年，拜见衍圣公让他们两人感到特别荣幸。韦廉臣提及他在拜访之前，“先修整一番，确保着装得体之后，才向衍圣公递交了名帖。”考虑到在旅途中曾遭受一些官员的冷遇，马安本没有奢望获此殊荣。然而，令其吃惊和欣慰的是，衍圣公竟表示很乐意接见他们。韦廉臣和马安针对这点的记录基本相同，均表现出提交拜访名帖时的忐忑不定和获得肯定答复后意外欣喜、异常珍视的感受。在他们的固有观念中，能够拜见身为圣人嫡裔的衍圣公是一个“殊荣”，或许更是一种“奢望”。在他们眼中，衍圣公孔祥珂虽然身材矮小，但拥有非常迷人的人格魅力。韦廉臣说：“此人差不多二十岁上下，非常年轻，身材矮小，看起来有点畸形。……从面容看出，他非常友善、聪慧、直率、开放；注意顾及他人的感受。”马安对此表示赞同，他记录的孔祥珂“身高不超过4英尺8英寸（约142cm）；然而，他既讨人喜欢又有绅士风度”。
韦廉臣和马安对孔祥珂人格魅力的体验主要来自于衍圣公的谈吐举止。两人均表示，“衍圣公与他们展开了礼貌而亲切的交谈”，让其充分感受到了孔府的待客之道。首先，孔祥珂非常善于寒暄，从小话题切入，拉近与到访者之间的距离。例如，他询问到访者旅行目的、是否一切顺利等。对此，韦廉臣回复说：“此行目的就是来参观圣人故里，并向衍圣公致敬”。其次，孔祥珂对西方世界表现出较大的兴趣，这也有助于双方找到共同的话题。衍圣公向到访者咨询了当时最新的国际资讯。诸如，中国公使访美、新太平洋蒸汽机船和铁路很快会在中国出现等等。马安认为此举难能可贵，对于这样一位“头衔相当于英国公爵”的重要人物来说，“其态度完全没有保留，似乎最想了解各种最新情况”。但有意思的是，听完这些国际资讯后，这位衍圣公及其随同对其置之一笑，他们无法相信将来开通火车之后从曲阜到北京仅需一天的时间。再次，孔祥珂在此次接待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令这一行西方人受宠若惊。他不仅在孔府第三道内门前等候韦廉臣和马安到来，还在双方会面即将结束时主动挽留两位，且不顾孔府其他人的意愿，坚持将西方客人送至二道门，并表示很高兴结识他们，从前没有外国人来拜见过他。
此外，在韦廉臣和马安看来，孔府的日常是等级分明、井然有序的。接待两人时，孔府人员首先在门口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穿越孔府庭院时，这些西方人注意到这里的侍从个个衣着华丽、气度非凡、井然有序。孔祥珂在第三道门候客并亲自将其领入待客厅，将领事马安安排在上座，其左手边依次为潍县的威尔逊（Wilson）和韦廉臣。从两人的记录中可以解读出孔府等级分明，各司其职；待客遵守传统礼仪。此外，孔府呈现出浓厚的书香气和厚重的历史感。参观衍圣公书房时，马安注意到，满墙的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圣人的遗物到处可见，如铜壶、鼎、香炉和古代书卷。在他们看来，正是这样的环境成就了高贵又“极具人格魅力”的衍圣公。
韦廉臣和马安笔下“极具人格魅力”的孔祥珂尽管在孔府档案的记载中“自幼身材瘦小，驼背，发育不健全，身体很虚弱，神经经常紊乱”，但缘于这两位西方人完全是带着仰视、朝圣的心态，凸显的是衍圣公的人格魅力。这与其身处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西方人在看待中华文化时，是基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宗教信仰和文化视角，将圣人孔子及其身后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孔氏家族和衍圣公，视为在中国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将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学派视为儒教。在他们看来，作为孔子的血缘传承和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条文化线索，衍圣公俨然就是儒家思想的文化象征和儒教的精神图腾，甚至被一些西方人视为“大祭司”。以衍圣公这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作为切入点，显然可以更加深入地体验到孔子的广大影响力，甚至可以称得上在活人身上看到圣人孔子的痕迹。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再加上西方人体察到在中国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对衍圣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礼遇，故而在其拜见衍圣公时秉持着一种仰视的姿态和朝圣的态度。
（二）衍圣公孔令贻时期（1877-1919）：平视、立体化的形象建构
衍圣公孔祥珂在位期间，能够到访曲阜并面见其本人的来华西方人数量较少，留下的记录也非常有限，仅能对衍圣公和孔府窥探一斑。在孔令贻时期，记录的丰富度、多样性都得到了极大改善。除传教士和外交官等具有特殊身份之外，其他到访者的身份更加多元化。此外，到访者的性别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性别视域下的观察范围得到了拓展。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来华西人所构建的更为立体的衍圣公形象。
20世纪初，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三等秘书的加内特（W. J. Garnett，？）在拜见孔令贻后，对其评价非常高，如衍圣公“高大，健壮，年龄在35岁左右，身穿官服待客”，待人“非常热忱诚恳”，“表现得一点都不僵硬、呆板，是位非常出色的主人”。加内特更多聚焦于孔令贻对英语的态度以及孔府正式设宴款待西方客人的规格等方面。提及英语，孔令贻的观点是这门语言目前几乎成了中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对此，加内特认为，这种说法中肯定有衍圣公夸大、恭维的成分，但无疑也表达出他对这门语言的重视。孔令贻还提及在曲阜他所创立的学校中正在教授英语，这点可在加内特前去学校参观的记录中得到证实。此外，加内特称，学校中教授英语的中国老师的口语水平“只能称得上略知一二而已”。即便如此，此举仍能表现出孔令贻通过对英语的重视和推崇，释放了其对西方文化持有开放包容态度的信号。
孔府家宴盛名已久，其名目繁多、等级森严，在加内特的记录中可略见一斑。相比之前的来华西人，加内特所记录的孔府接待排场更为壮观。晚宴从下午三点钟开始，除孔令贻本人、西方客人之外，就坐的还有衍圣公家眷，门口挤满了观看晚宴的孔府人员。加内特有过这样的记载：“晚宴持续约两小时之久，全部都是美味佳肴，包括时令菜和非时令菜，甚至还有鱼翅。菜一道接一道地呈上餐桌。衍圣公及其家眷一直持续不断地往我们盘子中夹食物，如糖核桃、花生、皮冻、甜点等。晚宴用酒还包括香槟、薄荷力娇酒、啤酒和法国白兰地，按此顺序依次呈上。”实际上，孔府宴席具体的接待规格都有严格规定。迎宾宴是孔府宴中最有代表性的宴席类型。一般来说，孔府迎宾宴第一等级应是只有皇帝和钦差大臣才能享用的“满汉宴”或“燕菜席”。从加内特描述，可以看出当天孔府接待晚宴规格较高，晚宴有包括鱼翅在内的名贵食材和诸如花生、皮冻等在内的山东特色菜肴。由此推测，加内特记录的晚宴应是孔府迎宾宴第二等级中的“鱼翅四大件”宴席。这些花样繁多、精美绝伦、孔府特制的佳肴，给加内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方面体现出孔府一贯的热情好客，另一方面更是彰显了孔府的尊贵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西方人对孔氏家族的预设认知，即在中国传承千年之久的孔氏家族在中国社会享有无与伦比的尊贵地位。令人惊讶的是，晚宴竟然使用各种洋酒待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20世纪初西方文化逐渐渗透进孔府的迎宾宴中。
根据现有资料，韦廉臣夫人伊莎贝拉是近代来华西人中到访曲阜时间最早、也是记录最详细的女性。1884年版的《中国古道》（Old Highways in China）一书中记录了1881年伊莎贝拉跟随丈夫从烟台途径曲阜前往北京的旅程见闻。韦廉臣夫妇与孔府结交多年，见面次数颇多。伊莎贝拉又因其女性身份的便利，接触到了孔府女眷，故而可以通过其感性细致的、与男性截然不同的女性视角，将孔令贻和孔府女眷展现得更为生动、全面。
在伊莎贝拉笔下，孔府接待西方女性客人安排周到、细致。与接待西方男性访客不同，孔府针对女性访客专门派出孔府女眷招待。伊莎贝拉一行到达孔庙时，就看到大殿屋檐下面站立着一群贵妇人模样的女性及其随从在等候。其中年龄稍大的两位是衍圣公的家眷，特地遵照其安排，专程从孔府赶来陪同伊莎贝拉参观孔庙。随着交谈的深入，伊莎贝拉深感，初见时看似与普通达官贵人家眷形象无异的孔府女眷对中国以外的大千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她们询问了许多关于英国的问题，尤其对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关的话题感兴趣”。
除对外界的好奇心之外，孔府女眷作为中国人，同样对自己的文化表现出骄傲和自豪感。比如，一方面，孔府女眷既推崇中国古典乐器，也热爱流行乐曲。在孔庙一角，陈设着一些乐器，年龄较小的那位女眷，甚至亲自为客人弹奏起一种近似于竖琴的乐器，并伴随音乐唱起了歌曲《茉莉花》；另一方面，孔府女眷对于自己家族世代守护的孔庙更是如数家珍，深知其中精华所在，并且引以为豪。在参观雄伟的孔庙主殿时，衍圣公家眷用自豪的口气向伊莎贝拉介绍这栋建筑，并提醒其欣赏里面精美的丝绸垂幔。“主殿里面的孔子塑像非常高大……对她们来说，供奉在孔子塑像前的牌位也是圣物，根据传统，牌位是承载着孔子精神的圣物，是孔子灵魂之所在。”对此伊莎贝拉赞赏孔府女眷，认为她们谈话非常得体，也很有修养与学识。伊莎贝拉从孔府女眷的视角获取的信息更为感性，别具风格。可以说，与韦廉臣等人男性视角的观察互为补充，互相印证，构成了从来华西人的立场出发、更加立体的近代孔子后人形象。
这一时期，来华西人对于孔令贻的评价并不总是如此肯定的。例如，在英国外交官、汉学家乐民乐眼中，孔令贻是保守、排外、固守传统的。因为通过与其交谈，乐民乐得知，在曲阜并没有传教士从事传教工作，衍圣公一人负责把关全城的道德教育，他不希望其教化受到外来的干扰。但这并未让乐民乐感觉到曲阜在道德或卫生水准上比其他同等的中国城市更高一筹。对孔令贻印象不佳的还有阿什比·福特。1908年，他陪同山东省巡抚吴廷斌在济南督查西式学校时与孔令贻见面，这令其发现：孔令贻“缺乏时间观念”；“虽看似睿智、胸襟开阔，但眼神中透露出傲慢和无聊的情绪”；“言语粗俗，行为粗鲁”等。对福特而言，迟到的孔令贻极大迎合了他对于当时中国高级官员的固有印象。在福特看来，孔令贻虽为圣人子孙，也有俗人的一面，其行事作风没有呈现出圣人后裔该有的高贵特征，这令其不禁怀疑，“外面有关衍圣公的颂扬，或许真实的成分不足十分之一”。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孔令贻时期，虽有质疑的声音，但来华西人笔下建构起来的衍圣公形象大部分依旧是色彩明亮的。孔令贻友善、开明的衍圣公形象给到访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衍圣公依旧高高在上，得到衍圣公接见仍然被来华西人视为一种尊荣。孔令贻对西方世界的关注、对学习英语的前瞻性看法以及孔府女性对西方世界的好奇，都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以衍圣公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在此阶段，来华西人之所以构建起了积极正面的衍圣公形象，这与他们之间所展开的良性的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密不可分。这个时期大多数来华西人和衍圣公之间正是秉持着一种对彼此尊重的姿态进行交往，才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三）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时期（1920-1937）：审视、淡漠的态度
在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出生之前，其父亲衍圣公孔令贻就已逝世。如果说来华西人对孔令贻时期的拜访记录无论在数量、视角方面都是巅峰，那么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孔德成时期就开始走下坡路。
孔德成是遗腹子，在其出生当年就袭封衍圣公。在这个时期到访曲阜的很多西方人眼中，孔德成虽然身份尊贵，但他仅是个孩子而已。在美国游记作家哈利·弗兰克看来，孔德成因为年龄小、未必是圣人的纯正后裔这两条理由，不值得他亲自去拜访，故而在《华北漫步》（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中对孔德成进行了纯想象式的形象塑造。弗兰克不再像前面到访曲阜的西方访客一样，把衍圣公及孔氏家族放在尊崇的地位，而是将其从神坛上拉下来，放置在与普通孩童无异的地位，尤其还对圣人后裔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他极有可能是一位为了保持大家族的完整性而被迫抱养来的男性继承人，对圣人后代依旧享有特权的做法不予置否。形象建构确认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话语及权力秩序。弗兰克建构的“凡人”、“伪孔子后裔”的衍圣公形象是在否认这位“他者”，将异国文化视为低下、不值得尊重的，反言之就是在言说其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同一时期的记录也不全如弗兰克一般，对年幼的衍圣公孔德成和孔府不屑一顾。1925年，德国病理学家路德维希·阿斯霍夫到访时，由于孔德成年仅六岁，因此在所有官方场合均由其叔父全权代理。阿斯霍夫对于这位孔氏家族代表能够亲自陪同其参观，深感荣幸。此外，令其惊喜的是，他在参观孔庙之时能够偶遇衍圣公一行，并在其叔父的引荐下，拜见了孔德成及其母亲。“衍圣公本人有张清新、健康、孩子气的脸，但他身穿成人式长袍，头戴黑色丝绸帽子，上面附有扇形装饰物。孔德成母亲大约在三四十岁之间，穿着厚厚的黑丝绸裤和一件长上衣。”但当时因为语言不通，双方无法交谈，仅沉默地握了握手。在阿斯霍夫的笔下，孔氏家族的影响力和余威仍在。他并未像弗兰克一样高高在上，而是对孔府所见之人采取了“亲善”的态度。虽然未作深入交流，但健康清新、稚气未脱却稳重老练的衍圣公，穿着低调、高大精瘦的衍圣公叔父，同样身着深色衣物的衍圣公母亲，毕恭毕敬尾随其后的侍卫，在阿斯霍夫看来基本符合他对圣人后裔和家族的既有认知和原有想象。孔府仍然是那个承载圣人气息的地方，低调却又不失存在感，等级分明却又不失普通人情。
这个时期，孔氏家族依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同时，其神圣地位却在被逐渐弱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和《密勒士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通讯员的报道提供了佐证。其中一篇报道称，“孔氏家族后裔衍圣公身份尊贵，一般游客们是没有机会看到他本人的”。在另一篇报道中，通讯员观察到孔府庭院基本与普通大户住宅无异，尤其看到了许多玩具——小木马、手推车及其他类似在普通家庭均可见到的物品。除了强调这种“普通性”之外，他还关注到了这处住所的“半西化”状态：“里面摆设有来自中国本土和欧洲的家具，令人惊讶的是还有欧洲瓷器。”对于孔府这种理应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西方人期望看到与自身文化有差异的东方元素，认为这样才是合理的，但当其发现中国最古老的孔氏家族竟也开始西化时，观察者难掩失望情绪。这种失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通讯员对孔府的感观。在他看来，即便是这里体现中国传统特色的园林，“也没有日本花园的优雅魅力，更没有德国公园的清新翠绿”。略显矛盾的是，观察者并不赞同孔氏家族对西方先进性的否定。他认为，“孔德成父亲孔令贻死于痈疽，若不是家族执拗地拒绝了他求助欧洲医生的愿望，此事或许不会这样”。“欧洲医生”代表了西方现代科技的“昌明”，而“孔氏家族”则代表了“愚昧无知的他者”，西方人又一次在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确立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失望之余，观察者也感叹于这个古老家族历史传承之久，时隔千年仍然能保持相当完整的血脉相传；虽走下神坛但过去辉煌历史的痕迹依然可见：“高墙大院的孔府大宅”，“门口敬礼的岗哨”，以及“院内受命管理孔氏祖产的官员和保镖”等。在他看来，皇家赐予圣人后代享有的殊荣显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孔德成时期的衍圣公和孔府不再像此前一样被来华西人所仰视，虽然依然得到尊重，但到访西人明显不再对其抱有“朝圣”的心态。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剧，西方人越来越多亲身感受到中国的真实状况，并以战胜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作为中华文化象征和代名词的孔子及其思想，乃至孔氏家族的代表衍圣公，在西方人文化视阈中的形象都受到了近代中国实力下降的影响，西方人对待衍圣公逐渐转变为审视的姿态，甚至表现出冷漠的态度。
总的看来，随着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的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重，来华西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从好奇赞美到平视挑剔，再到审视淡漠，更发展到以征服者自居的鄙视的过程。来华西人文化视阈下的衍圣公形象建构，可以典型地折射出这一点。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视角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来华西人文化视阈下的衍圣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居高临下的优容礼遇，到震惊与疑虑并存，再到羡慕与执拗同在的矛盾复杂情绪。这对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认知与理解，研究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此文原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23年第1期）